陈岸峰：《沈德潜诗论中的“缓和敦朴”》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接头》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书社2020年6月版)

摘要：历来文学批评史上干系沈德潜的诗学讲述，均过于汇注商议气派说以及其诗学主张与那时官方意志格式的关系，然而却对其“缓和敦朴”的诗论则未给予充足的珍重。而在既有的少数干系其“缓和敦朴”的接头中，大多均从政事方面作念阐明，至于沈德潜提倡这一诗学主张的期间配景及其与明代因循诗派的诗学传承关系，以至于这一诗论在其诗学体系中的位置，则仍未有充足深入的讲述。本文先从清初朝廷所实行的文艺政策启航，以了解沈德潜倡导“缓和敦朴”之配景。然后，咱们将汇注探讨的是沈德潜“缓和敦朴”的诗论与明代因循诗派、清初王士祯的神韵说以及袁枚的性灵说之间的诗学关系，从而揭示此诗学主张在其诗学系统中的位置。

要道词：沈德潜；政事；翰墨狱；神韵；缓和敦朴

作家简介：陈岸峰，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造就，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以及跨学科接头。

历来文学批评史上，干系沈德潜(确士，1673-1769)的诗学讲述均过于汇注商议气派说以及其诗学主张与那时官方意志格式的关系，对其“缓和敦朴”的诗论则未给予充足的珍重。在既有少数干系其“缓和敦朴”的接头中，大多均从政事方面作阐明，至于沈氏提倡这一诗学主张的期间配景及其与明代因循诗派的诗学传承关系，以至于这一诗论在其诗学体系中的位置，则仍未有充足深入的讲述。

本文先从清初官方所实行的文艺政策启航，借此了解沈德潜倡导“缓和敦朴”之期间配景。然后，咱们将汇注探讨的是沈氏“缓和敦朴”的诗与明代因循诗派、清初王士祯(贻上，1634-711)的神韵说以及袁枚(子才，1716-1797)的性灵说之间的诗学关系，从而揭示此诗学主张在其诗学系统中的位置。

一、清初的翰墨狱及其文艺政策

(一)翰墨狱

在清初，南边仍存在南明政权，南明之后，郑告捷(明俨，1624-1662)亦在台湾络续抗清的行动。至于国内亦不乏反清苍生，清廷故而有加强对意志格式的限定的必要。有学者便指出，顺治(福临，1638-1661；1643-1661年在位)、康熙(玄烨，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雍正(胤禛，1678-1735；1722-1735年在位)三朝累兴翰墨狱，及至乾隆(弘历，1711-1799；1735-1796年在位)总揽期间更达到了顶峰。此时翰墨狱不仅规模大，遭灾广，况且次数也卓著多。据统计，乾隆在位60年(1735-1796)间，大小翰墨狱即有130件以上[1]。由于翰墨狱的要挟，清代诗风亦为之窜改，故而文学界上便有“清真雅正”诗风的倡议，这恰是清廷入关以来一直所勇猛盘算与期待的势必成果。

(二)“清真雅正”的提倡

咫尺让咱们检溯在风风火火的翰墨狱背后，清廷一直勇猛营构的官方意志格式的经由。清初著名学者方苞(凤九，1668-1749)在《钦定四书文凡例》中提倡：

 凡所取录，以发明义理，清正高古，言必有物为宗。[2]

  清中世的梁章巨(闳中，1775-1849)在其《制艺丛话》里对朝廷实行的文艺政策亦有如斯记录：

 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文书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

至于官方修辑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钦定四书文》条则指出：

 《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说念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有明二百余年，自洪、永以迄化、治，民俗初开，文多简朴。逮于正、嘉，号为极盛。隆、万以机法为贵，渐趋佻巧。至于启、祯，警僻奇杰之气日胜，而驳杂

 醇、狂妄自恣者，亦遂错出于其间。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学戾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我国度……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声名“清真雅正”之训。[3]

乾隆反复声名“清真雅正”之“训”，将他引导文风的意图内情毕露。此“训”的反复声名乃鉴于明末文风破损而士习随之亦坏，继而祸及国运。这是自古已有的不雅念，如元末明初的杨维桢(廉夫，1296-1370)便曾被斥为“文妖”，[4]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受之，1582-1664)亦斥竟陵派的锺惺(伯敬，1574-1625)和谭元春(友夏，15861637)为“诗妖”，并将明朝覆一火怨尤于锺、谭二东说念主所倡导的文风所致。[5]明白到文风与国运相系的不雅念后，便不难明白清初至乾隆期间，官方缘何一直饱读动“清真雅正”、“清平刚毅”，以至于重倡儒家“缓和敦朴”的诗教了。天然，背后蕴涵的更是清朝之外族总揽华夏后为确保基业免受推翻的警惕性。官方提倡“清真雅正”，名义上既是阐扬儒祖传统以统战念书东说念主，更确凿的是可借此而捣毁一切对其政权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话语。

(三)借选集以钳制想想

清廷确保其政权雄厚的其中一个神志，等于借选本以达到捣毁要挟与限定意志格式之效。据记录，由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乾隆十五年(1750)这四十七年间，清廷便进行过五次的选诗，况且都由皇帝所定或躬行登第。据《四库全书总目》记录，康熙四十二年(1703)编《御定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编《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宋诗七十八卷，作家八百八十二东说念主；金诗二十五卷，作家三百二十一东说念主；元诗八十一卷，作家一千一百九十七东说念主；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家三千四百东说念主；康熙五十年(1711)编《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康熙五十二年(1712)编《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乾隆十五年(1750)编《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6]由此经常而大规模的编收选本可见，清廷对文学界之动态，极为关注。有论者便觉得，这是清廷一方面急于在文治方面有所表现，[7]另一方面亦有笼络文人，[8]借以加强想想限定的意图。而清廷对文学界的具策略性的关注，亦的照及时产奏效应，如施闺章(尚白，1618-1683)便曾说：

 今皇帝湛深古学，喜声诗，使先生(冯溥)日进其所撰，岂不足以饱读动正始也哉!尝论诗文之说念与治乱终始，先生则喟然叹曰：“宋诗自有其工，采之不错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风渐以不竞，非盛世清朗刚毅之音也，愿与子共振之”。[9]

皇帝既喜诗歌，亦提防文学界发展，作念臣子的文学不雅便不再以我方的文学趣向为主了，而是跟着官方意志格式标的而倡“清朗刚毅”的诗风，以至因此而摒除分歧缓和敦朴的宋、元诗。施闺章所欲望的恰是以上官方在《四库全书》所调遣的“诗文之说念与治乱终始”。施闺章论诗主知识，重情感，又紧随官方倡导的“缓和敦朴”与“清朗刚毅”的标的。在表现手法上他倡比兴，主含蓄，又反诗中说理：

 古东说念主诗三昧，更无从堆垛知识，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坡公谓浩然诗韵高才短，嫌其少料。评孟良是，然坡诗正患多料耳。坡胸中万卷书，动笔万卷书，动笔无半点尘，为诗何独否则？[10]

其排击宋诗之原因在于宋诗太露、好磋商，分歧其诗趣；另一方面亦因为宋诗并未能相宜官方“清朗刚毅”与“缓和敦朴”的要求。北宋苏轼(子瞻，1037-1101)之好以磋商入诗，讥讽朝廷而获罪的“乌台诗案”巧合是给时东说念主一个告诫。施氏之见正与上述所引的《四库全书》抨击明代天启、崇祯年间“横议之风”以致“长倾诐之习，文学戾而士习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的不雅点，实是不约而同。

那时与施闺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玉叔，1614-674)亦对钱谦益《列朝诗集》分歧“清朗刚毅”之音而放肆抨击，他在《赵雍客诗序》中说：

 夫诗之有初盛中晚也，犹《风》《雅》之音有正变也。运会迁流作家初不自知，而其界限判然如寒暑、黑白之不可淆。自虞山之诗选出，而学者无所折其衷，其言曰:‘诗一资料，无所为初、盛、中、晚也。’于是心耳微薄之士，经常奉为蓍蔡，以平肤狂妄为容与；以便

 粗心为简便；以稗官俚说、里巷卑琐之音为典要。率寰球而出于是，岂复有诗也哉!夫季札，吴之贤令郎也。适鲁不雅乐，知各国之兴一火，而郐下无讥无讥焉，非以其音寒节促与清朗刚毅异耶![11]

从这时间清廷对“清朗刚毅”的盛世之音与“缓和敦朴”的诗教的倡导，以及施闺章与宋瑶的兴风作浪不错揣测，那时文学界已在清廷的限定之下，并以这两个诗学不雅念加强官方意志格式的建构以及对念书东说念主想想的限定。

(四)限定想想的策略转型

四库馆臣之遑急东说念主物纪昀(晓岚，1724-805)在乾隆钦定的《唐宋诗醇》中对清初的诗坛有如下领会：

 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王士祯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缓和敦朴；一则谓不错兴不雅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东说念主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东说念主惟不解缓和敦朴之义，挑升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祯又不究兴不雅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兹逢我皇上，圣学华贵，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月旦作家，定此六家，乃共鸣雅致之正轨。……实深为诗教之幸，不但为六家幸也。[12]

这段翰墨共有三点值得珍重：一、宋诗之弊在于不解“缓和敦朴”之义；二、批评王士祯的“神韵”说“不究兴不雅群怨之原”、“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三、重申传统的儒家“缓和敦朴”的诗教为雅致之正轨。纪昀在此的主见显着不过，就是反映官方的文学为政事干事的命令。

宋诗之被摒除，正在其分歧“缓和敦朴”之诗旨。而所谓的“孔门删定之旨”，隐含的恰是“圣学华贵，精研六义”的乾隆以皇帝之姿侵略那时的诗坛。乾隆此际亟于提倡的是“共鸣雅致之正轨”的诗教，亦即是意图将不同的诗论纳入其官方意志格式所设定的框架之中。至于王士祯的“神韵”说被指为“虚响”，分歧时宜，实与清廷所建构的官方意志格式有莫大的关系。

二、“神韵”与清初的官方意志格式

由以上纪昀在《唐宋诗醇》的《纂校后案》的批评指向可见，清廷对意志格式的限定策略已从清初在科举、制策上的强行同化，到了乾隆期间则已转向对文学界作念出显着的侵略。纪昀所批评的恰是以倡“神韵”而著明于世的清初诗坛盟主王士祯。

王士祯早岁在扬州为推官时所作最为驰名的《秋柳》组诗，便曾被觉得是怀念明朝之作。乾隆年间，工部尚书彭元瑞(掌仍，1731-803)便“掎摭”这四首诗的“语疵”，使王氏险些因此而陷于翰墨狱。[13]其实，王士祯论诗本亦主“缓和敦朴”，仅仅咫尺一般的文学批评史以至那时的东说念主，皆地说念以“神韵”视作其独一的论诗宗旨，而不知“缓和敦朴”在王氏诗论中占有极要的位置。[14]故而有论者便觉得从清初官方提倡的“清真雅正”、“清朗刚毅”到王士祯的“神韵”再下及沈德潜的“缓和敦朴”之接踵出现，实乃一脉相通。[15]事实确实如斯？假如“神韵”与沈德潜的“缓和敦朴”乃一脉相通，缘何乾隆既批评王士祯的神韵说而却又可爱沈德潜的缓和敦朴说？

其实，历来许多论者均没珍重到清初重臣徐干学(原一，1631-694)在其为王士祯撰写的《十种唐诗序》中所流露的王氏诗论与政事之间的遑急关系：

 诗之为教，主于缓和敦朴，感发秉性，无古今之别。……唯恐稍涉凌厉，有乖缓和敦朴之旨，亟亟乎其敛而抑之也。其于三百篇之意，庶几有合矣乎。先生暮鼓朝钟以警学者，既引有唐诸公为之凭据，又别裁伪体，使成善本，精心苦矣。[16]

手脚相知四十年的至好，徐干学对王士祯的诗论与精心势必有卓著准确的把捏，否则王氏断不会请他作序并将之置于卷首。由徐氏对王氏论诗与选诗宗旨的先容，王氏都备是传统儒家诗教的信徒。王氏选诗，如徐氏所说的“意寄真切”、“机趣积聚”、“能略得六义之遗者为宗”，即是说“有乖缓和敦朴之旨，亟亟乎其歛而抑之也”，分歧“缓和敦朴”之旨，皆不在摘抄之列。然而，是甚么因原导致王氏要“暮鼓朝钟以警学者”呢？而他又缘何能神韵说主导清初诗坛呢？陈衍(叔伊，1856-937)在《小草堂诗序》中便指出：

 说念、咸夙昔，则慑于翰墨之祸，吟咏所寄，泰半模山范水，流连光景。即有感概，决不敢显着露其气氛，间借咏史、咏物以附于经史之体。[17]

这种“流连光景”的特征，恰是纪昀在《唐宋诗醇》的《纂校后案》中对神韵说的批评；而恰恰恰是王氏的这种徜恍污秽之诗风，树立了其独具一格的神韵说；亦因为这种诗风，王氏可于诗中寄存个东说念主的真实情感(包括对前朝败一火之哀)，又免于翰墨狱，故而成为清初诗坛盟主。[18]天然，官方需要的是盛世之音，天然不会亦不成了解王士祯之精心良苦了。

由此可见，不管是清初官方提倡的“清真雅正”、“清朗刚毅”，履行上既是清廷所经受的各样钳制想想与高压总揽工夫必要的文艺策略；至于王士祯的“神韵说”，亦乃在此文艺政策下面的势必成果。那么，为安在这么的氛围下面，沈德潜提倡的缓和敦朴诗论能蔚为巨额？

三、“缓和敦朴”的不同阐释

《礼记‧经解》载，孔子(仲尼，公元前551-前479)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东说念主也缓和敦朴，诗教也。”郑玄(康成，127-200)注曰：“《诗》敦朴，近愚。”然而，就诗教而言，缓和敦朴是“诗教”之正，震怒豪壮是“诗教”之变。孔子我方常怨以怒，况且其诗教也并摒除怨而怒之诗。《诗经》中干系怨与怒的作品，不在少数。不错说，缓和敦朴者，乃诗教之常；激怒豪壮者，乃诗教之变。子曰：“其为东说念主也，缓和敦朴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本东说念主，正可谓“深于诗者”。唐代的孔颖达(仲达，574-648)《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缓和敦朴是诗教也。”然而，一般东说念主不深究孔子对诗教的默契，误以为其诗教就止于缓和敦朴资料，当政者卓著是入主华夏不久的清廷天然乐于见到“清朗刚毅”的盛世之音，故而方有对抗的声息。

以下将以明末清初的诗论大家黄宗羲(太冲，1610-695)与叶燮(星期，1627-703)对于“缓和敦朴”的阐释，与沈德潜诗学中的“缓和敦朴”作相比。这么，便不错杰出“缓和敦朴”在明末至沈氏期间的不同角度的解说。有这么的相比，不错让咱们较为容易把捏“缓和敦朴”在沈氏诗学体系中的位置及其作用。

黄宗羲在《陈苇庵年伯诗序》中对“缓和敦朴”有如下默契：

 风自《周南》《召南》，雅自《鹿鸣》《文王》之属以及三颂，谓之慎重，懿王、夷王而下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此说诗者之言也。而季札听诗，论其得失，未始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始及变。关联词正变云者，亦言其时耳，初

 对于作诗者之有优劣也。好意思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19]

基于这么的默契“正”、“变”，黄宗羲在《缩斋文集序》中赞许他的弟弟黄宗会(泽望，1618-1663)的诗作：

 泽望之为诗文，高厉遐清，其在于山，则铁壁鬼谷也；其在于水，则瀑布乱礁也；其在于声，则猿吟而鹳鹤欬且笑也；其在平原原野，则蓬断草枯之战场，狐呜鸱啸之芜城荒殿也；其在于乐，则变征而绝弦也。盖其为东说念主，劲直而不成屈己，清刚而不成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谓隘东说念主也。隘则胸梗阻物，并不成自容。其以孤愤绝东说念主，盘桓哀泣于山巅水澨之际，此耿耿者，终不成下，至于扩张而卒，宜矣! [20]

由黄氏昆仲的诗歌气派与诗论主张可见，明苍生崇尚的诗歌气派是判然不同于清廷的文艺政策的。然而沈德潜言诗的“正”与“变”，却得出与黄宗羲判然不同的论断。在沈氏而言，《离骚》中的怨怼等于“变”，是“荆棘噫郁之音”，因细目其忠君忧国之想而不在摒除之列，但显着是“正”、“变”有别，假若“荆棘噫郁之音”非出自屈原这么的忠臣之口，那天然是在摒除之列了。然而，黄宗羲却径直将“好意思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之作视作“正”。两者之别显着在于两东说念主的身份与心态之不同：黄氏秉持的乃苍生对于明朝覆一火之痛，故而细目悲愤之作；及至沈氏之际，这一辈的文东说念主大抵已莫得明苍生对清朝之仇视心态，故而留神的乃诗歌的社会效应。

咫尺再让咱们望望黄宗羲与沈德潜二东说念主若何处理“缓和敦朴”在诗歌上的表现手法。黄氏说：

 盖诗之为说念，从秉性而出，东说念主之秉性，其甘苦辛酸之乐未尽，则世智所限，易容埋没。……诗之为温厚和平，至使开卷络咎，寄心冥漠，亦是甘苦辛酸之迹未泯也。[21]

这里强调的是诗东说念主的秉性表露。在《金介山诗序》中黄氏又赞许其友东说念主金介山莫得“诗必盛唐”的枷锁，直吐胸宇，说念出手脚苍生之悲愤，毫不为了晚世好“缓和敦朴”之名而矫揉造作，埋没个东说念主对世情的真感受。况且，他指出，即使是后东说念主所推许恬淡自适的陶渊明(元亮，365-427)，亦然抒怀妙手，但这并不妨碍其诗之“缓和敦朴”。此乃其所谓“缓和敦朴之教，见于诗外也”。这是需要去仔细体味方可晓悟的。[22]故而，黄宗羲在《黄孚先诗序》中抨击时东说念主的“无秉性”。[23]黄氏指出那时的东说念主“无秉性可出”是不无道理的。在严苛的政态势下面，动辄诛连九族，遮掩个东说念主的真情实感才是善策。这亦恰是缘何王士祯之“神韵”之说被视为乃出于自卫而为徜恍之诗说。[24]黄氏在这里强调的是尽情发泄勃发于中的情感，而称之为“缓和敦朴”。相对来说，沈德潜论诗亦重真秉性，而其表现手律例大异于黄氏：

 古东说念主意中有不得言之隐，借有韵语以传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远嫁》，或粗鲁吐臆，或沈结含凄，长言短歌，俱成绝调。若胸无感概，漫尔抒词，纵办风华，枵然无有。[25]

相对黄宗羲的偏向直吐胸宇，沈氏重诗的“积聚”，因而言比兴：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覆唱叹，而中藏之懽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坦荡敷陈，绝无积聚，以冷凌弃之语而欲动东说念主之情，难矣。[26]

 又说：

 讥讽之词，直诘易尽，婉说念无限……苏子所谓不不错说话求而得，而必深不雅其意者也。[27]

沈德潜既言比兴，所强调的皆是“言浅而情深”。矛盾的是，坦荡敷陈，虽然绝无积聚，但又何至于称之为“冷凌弃语”呢？这里所谓的“冷凌弃语”并非指莫得情感，而是指说话上过于浓烈而招东说念主反感，反而难以令东说念主产生共鸣。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一直对峙含蓄委婉之说念，立意要正，赞许《庐江公差妻》“颓靡之中，自足温厚”，[28]抨击唐东说念主《弃妇诗》为“涟漪之言，了无余味。”[29]既不废诗可怨可讽的原义，然却又极端强调措词要委婉，重意在言表，说：“讥讽性之词，直诘易尽，婉说念无限”。[30]又说：

 庄姜贤而不答，由公之惑于嬖妾也。乃《硕东说念主》一诗，备形族类之贵，样子之好意思，礼节之盛，国裕之富，而无一言及庄公，使东说念主言外想之。故曰“主文谲谏”。[31]

 宣王，中兴主也，然其后或宴起、或料民，至废鲁嫡，杀杜伯，而君德荒矣。诗东说念主于东都朝会时，终之以“允矣正人，展也大成”。何识之远而讽之婉也。汉东说念主《长杨》《羽猎》，那能得此？[32]

亦因为对“怨”与“讽”委婉含蓄的强调，沈德潜蔑薄宋诗之浅率粗俗而繁难含蓄深蕴之好意思：

 宋初台阁倡和，多宗义山，名“西崑体”。梅圣俞、苏子好意思起而娇之，尽翻窠臼，蹈厉阐扬，才力体制，非不高于前东说念主，而渊涵之趣，无复存矣。[33]

他这么相比唐、宋诗之别：

 唐诗积聚，宋诗发露，积聚则韵谰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34]

这么便不难明白缘何他在唐、宋诗上有所偏向了。[35]唐诗的“积聚”正合“缓和敦朴”，宋诗的“发露”很可能是杀身之源，尤以当世严苛的政事氛围更甚。

相似，沈氏对于“缓和敦朴”的默契与其师叶燮亦卓著不同。叶燮在《原诗》中说：

 大抵近时诗东说念主……袭古来所云忠厚和平、浑厚典雅、陈陈皮肤之语，以为正始在是，元音复振，动以说念秉性、托比兴为言。其诗也，非庸则腐，非腐则俚。[36]

在此，叶氏对儒家诗教的批评可谓卓著严厉，然而其所批评的恰是手脚其弟子的沈德潜日后所放肆提倡的，而又备受乾隆所崇尚的“缓和敦朴”。叶氏觉得“缓和敦朴”有“体”与“用”之分，先秦儒家的“缓和敦朴”之诗说乃“体”，后世因为世说念之不同而产生变异的“缓和敦朴”乃“用”，是不错默契及接受的，故而说毋庸“执而泥之”。[37]相似论及《巷伯》与《投畀》两诗，沈德潜却这么解释：

 《巷伯》恶恶，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尝留过剩地？然想其意，正欲激励其羞恶之本心，使之同归于善，则依然温厚和平之旨也。《墙茨》《相鼠》诗，亦须本斯意读。[38]

对归并首诗而竟有如斯判然不同的解说，完全乃基于两东说念主对“缓和敦朴”的不同默契。叶燮乃就字面的真义默契，故而觉得这两首诗分歧“缓和敦朴”。沈德潜何尝不解了这两首诗的字面真义？他是从《诗经》中收录这两首诗的主见(“想其意”)启航，觉得是为了激励读者的“羞恶本心，使之同归于善”，故而觉得“依然温厚和平之旨也”。

另一方面，叶燮乃以“变”而言“缓和敦朴”，故而觉得不同朝代有不同朝代的“缓和敦朴”，强调“作家神而明之”，亦即是说莫得特定的“缓和敦朴”的典范。相对来说，沈德潜则觉得“缓和敦朴”有“极则”：

 《州吁》之乱，庄公致之，《燕燕》一诗，犹念“先君之想”：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凯风》之诗，犹云“莫慰母心”。缓和敦朴，斯为极则。[39]

因此他极之崇尚杜诗，因而有《杜诗偶评》垂世，手脚学诗典范。

有不少学者均将沈德潜的“缓和敦朴”惩处于由清初施闺章饱读动的“清朗刚毅”之音，以至于官方所实行的“清真雅正”的意志格式头绪之内。[40]事实真的如斯吗？清初诗坛中的“缓和敦朴”实有两种不同的指涉：一种是明朝苍生诗东说念主所谓的“缓和敦朴”，经常多浓烈之辞，分歧传统儒家的诗教不雅；另一种则是清廷及受官方影响的文东说念主所强调的“缓和敦朴”、“清平刚毅”或“清真雅正”。前者乃因世变而对“缓和敦朴”酿成另一种不雅点，尔后者则出于总揽需要，是清廷自开国以来所勇猛营构的官方意志格式的延续。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有一段话可让咱们进一步默契其“缓和敦朴”：

 《离骚》者，诗之苗裔也。第《诗》(《诗经》)分正变，而《离骚》所际独变，故有荆棘噫郁之音，无和平刚毅之响。读其词，审其音，如小儿婉恋于父母侧不忍去。要其显忠斥佞，爱君忧国，足以持东说念主说念之穷矣。尊之为“经”，乌得为过？[41]

他将《离骚》与《诗经》远离视作“变”与“正”之分。因为《离骚》是“变”，故而有“荆棘噫郁之音”，这是相对于《诗经》的“和平刚毅之音”而言的。虽则“正”、“变”有等差，然而沈氏也细目诗不错怨：

 《天问》一篇，杂举古今来不可解事问之，若己之忠而见疑，亦天实为之。想而不得，转而为怨，怨而不得，转而为问，问君问他东说念主不得，梗阻不问之寰宇也。此是屈医师无可奈哪里。[42]

然而，他又强调诗歌在渲泄个情面绪上不应过于浓烈：

 东说念主有抗拒于心，必以清比己，以浊比东说念主；而《谷风》三章，转以泾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43]

又说：“《九章》感悟无由，沈渊已决，不觉其浓烈而颓靡也。”[44]总的来说，沈氏的“和平刚毅之音”与清初的“清真雅正”、宋琬等东说念主的“清朗刚毅之音”并不疏导；况且，其不同于官方文艺政策的是，他仅仅就诗论诗，进行纯文学上的商议，并莫得充足贵寓足以讲明其提倡的“缓和敦朴”有任何的政事倾向。

而另一个致使沈德潜极端强调儒家“缓和敦朴”的诗教作用的原因，则是诗学上的梦想：

 诗之为说念，不错理秉性、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草率诸侯，用如斯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与；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卉、游历燕衍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成竟越三唐之格，然必柔嫩渐渍，仰溯《风》《雅》，诗说念始尊。[45]

他最初重申的也不过是儒家的一套对于诗在社会与伦理上的功能与效率，然而接下来他大篇幅所论析的乃是诗教手脚碎裂“三唐之格”的作用。这等于他个东说念主的创见所在。沈德潜虽尝自言性好唐诗，当举世学宋诗仍不为所动。[46]然而，他并非一味崇尚唐诗，他觉得唐代近体日工而导致“托兴渐失”，离传统的诗教日远。故此，他觉得上溯诗歌之源，“诗教”乃碎裂唐诗的缺口所在。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沈德潜所默契的“缓和敦朴”乃真实地面对孔子的欢跃。沈德潜之亟于重倡“缓和敦朴”的传统儒家诗教，乃明了到那时的创作与官方意志格式的病笃关系，在某种进程上，正如徐乾学在为王士祯的《十种唐诗选》所撰写的序中所言，乃暮鼓朝钟，警惕创作家在创作时应兼顾到其他外来成分：在表达胸臆之际要作念到含蓄不露，令听者油油善入。故而其对缓和敦朴的默契天然与清初黄宗羲等苍生的忧时伤国、大吐块垒的诗外之教的“缓和敦朴”便大为不同。沈德潜亦细目诗的讽谕功能，然强调委婉含蓄，故而倡比兴。这是他抨击宋诗的发露、赞许唐诗的含蓄的原因所在，故而其对“缓和敦朴”的强调乃出于补济诗学上的不足，故而又不同于其师叶燮的默契。而若将以上沈德潜缓和敦朴说的各样条款与纪昀等东说念主在《唐宋诗醇·校后案》中对王士祯神韵说的流连光景、不究兴不雅群怨、斥宋诗的发露等不雅点作相比，便不难明白缘何沈德潜的“缓和敦朴”的诗论能取得乾隆的可爱了。[47]乾隆一眼便看出王士祯并非真实的吟风弄月；而沈德潜则既能要求写出真秉性而又不至于触犯文网，正相宜其要求，天然有必要放肆推扬，况且既不错借此实行其文艺政策，又可获到草庐三顾、君臣调解之好意思名，何乐而不为。

四、“缓和敦朴”与明代因循诗派之“气派”

沈德潜承明前、后七子的气派说于享闻明于清中世，然另一方面则又高举“缓和敦朴”的诗教说。其实，“气派说”与“缓和敦朴”对于沈德潜来说是相辅相承，互为补足，统筹兼顾。郭绍虞觉得：

由缓和敦朴言，是以重在比兴，重在含蓄，重在反复唱叹，重在婉陈，重在主文谲谏；勿偏激，勿过露，勿过作假。《说诗晬语》中评诗之语许多对于这方面的话。由气派言，是以须论法，须学古，讲诗格，讲诗体，勿求新异，勿近辱弄。《说诗晬语》中论诗之语又许多对于这方面的话。[48]

就诗歌艺术而言，沈德潜既在明前、后七子气派说的创变上以气派为主导，而融以神韵。由此可见，沈氏瞻念察到严羽诗论一体的两面，而又以性灵联络两者。故此，这联络气派与神韵的性灵自不成如明代公安派的以致清代性灵派的袁枚诗论的流于涟漪流利。[49]故而，缓和敦朴的传统诗教等于秉性的培养以至于在诗歌的表现手法方面的合蓄委婉。[50]然而，将“缓和敦朴”的秉性要求表现于诗歌中，这不止是对创作的一种局限。沈德潜乃是在气派的基础上提倡“缓和敦朴”的，在《施觉庵考功诗序》中他便说：

 诗之为说念也，以微言通讽谕。巧合援此譬彼，闲隙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东说念主徘徊自得于意言之余。三百以来，代有升降，旨归则一也。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纵放，而戚若有一火麤厉之气胜而忠厚之说念衰，其于诗教日以值矣[51]。

明代时间，因循派是诗歌主要家数。该派诗东说念主基于对政事的属意与对现实的发火，讥讽君上或朝廷之作颇多，尤以李梦阳(献吉，1473-1530)为最。正德七年，武宗调宣府、大同等地的边军入驻紫禁城，由江彬、许泰等请示；又令宫中宦官构成一支队列，与边军玩干戈的游戏，连明连夜，浩浩汤汤。李梦阳极为发火，故而作《内教场歌》：

 雕弓豹鞬骑白马，大明门前马不下。径入内伐饱读。大同耶？宣府耶？将军者许耶？(一解)

 武臣不习威，奈彼四夷。西内树旗，皇介夜驰。鸣炮猛火，嗟嗟艰辛。(二解)

武宗又四处耍乐，极为侵略民生，李梦阳则作《君黄马》讥之：

 君黄马，臣四骊，飞轩駊騀交路逵，锦衣有曜都且驰。前径狭以斜，曲巷梗阻车。攘臂叱前兵，掉头麾后驱，毁彼之庐行我舆。大兵拆屋梁，中兵摇楣栌，小兵无所为，张势骂蛮奴。尔慎勿言

 者来，幸非君马汝

 夷。[52]

这么的作品毫不可能出现于在清代出仕者的诗汇注，尤其是康、雍、干三朝文网极炽之际。故此，明代前、后七子之作谈不上“缓和敦朴”，故而“缓和敦朴”的诗教说在彼等的诗论中天然远不足处于清朝翰墨狱最炽盛的沈德潜诗论中来得遑急。

在沈氏眼中，诗歌中既有碧海鲸鱼、巨刀摩天之气派而又兼具缓和敦朴的内容与表现手法的则唯有杜甫(子好意思，712-70)。在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中，从他对杜甫诗歌的评点可知，杜甫之是以被其推为气派派的典范，主要原因在于杜诗乃兼具“气派”与“缓和敦朴”两者。在《唐诗别裁集》卷二的杜甫小传中，沈德潜说念出了杜诗兼具“缓和敦朴”与“气派”的特色：

 圣东说念主言诗自兴不雅群怨，归本于事父事君。少陵身际乱离，负薪拾橡而忠爱之意惓惓不忘，得圣东说念主之旨矣。……少陵诗阳开阴阖，雷动风飞，任举一句一节，无不见此老面庞，在盛唐中允推大家。[53]

杜甫在乱离之际仍不忘忠爱，故而得圣东说念主“缓和敦朴”之诗旨。然而，杜甫之是以为杜甫，其树立并不止于此，他还有阳开阴阖、雷动风飞的普遍气派一面。沈氏乃聚会杜诗中的这两方面才推之为盛唐大家的。沈德潜在杜诗的履行批评中以“气派”与“缓和敦朴”手脚基准的，更是比比皆是。在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如下考语：

 抱负如斯，终遭抑制。然其去也无怨怼之词，有迟迟我行之意，可谓缓和敦朴矣。[54]

又在卷六评杜甫的七古如下：

 少陵七言古如建章之宫，千家万户，如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不雅，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饱读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巨额……一饭未始忘君，其中忠孝与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不错寻常诗东说念主例之。[55]

可见杜诗之是以被沈氏推为典范乃在于其诗兼容气派方面的阔大雀跃，然又包含缓和敦朴的想想内容。然而，杜甫在沈氏的诗学尺度中，其诗歌风貌不成轻松地以盛唐风貌概述之，因为杜诗对乱离之苦的形容及其独到的工夫已碎裂了盛唐诗歌的题材范围、技法限度，有别于盛唐诸家，故而可独称巨额。

五、袁枚对“缓和敦朴”之报复

另一位在“缓和敦朴”的默契上大异于沈德潜的应是性灵派的袁枚。在文学批评史上，沈德潜一般被视作提倡“气派”而成一代诗学宗匠，并继提倡“神韵”的王士祯之后而成为诗坛盟主。另一方面，又经常将提倡“性灵”的袁枚视为沈氏所提倡的“气派”的反对者。[56]袁枚诚然有对沈氏“气派”之说的非议，袁枚借杨万里(廷秀，1127-1206)的话讥讽沈氏说唯有天分低拙而不解意思意思者才好谈气派，而有天才又意思意思者如他我方则写性灵。[57]然而，在袁枚致沈氏的可见的两封书信中，袁枚似乎更珍视于批评沈氏的另一诗论中枢──“缓和敦朴”的评诗及选诗尺度。在《答沈巨额伯论诗书》中，袁枚这么抨击沈氏“缓和敦朴”的论诗主张：

 至所云诗贵缓和，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东说念主伦日用。……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58]

在《再与沈巨额伯书》中袁枚又说：

 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夫《关睢》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夜不成眠。使文王生至今遇先生，危矣哉![59]

袁枚因为沈德潜所编选的《清诗别裁集》中不选王次回(1593-1642)而质疑其选诗尺度，以至借此而挑战以“缓和敦朴”为准则的儒家诗学传统。袁枚其实有所曲解，因为王次回是明朝东说念主，其诗天然不会出现于《清诗别裁集》。[60]在此，袁枚质疑的是《戴经》乃后东说念主所托，又指出《诗经》的首篇《关睢》即是艳诗，从而对“缓和敦朴”的诗教说作念出透彻的挑战与辩白。此外，袁枚又从“六义”上远离厘析诗歌并非一定只限于含蓄，他觉得诗既可说尽，又不一定要关东说念主伦日用。[61]袁枚在此既质疑经典的可靠性，又跳出传统对六义的阐释，阐明个东说念主对传统诗学的默契，遂在沈德潜提倡的“气派”与“缓和敦朴”之外，另辟“性灵”的诗学主张。从现有的文件，咱们看不到沈德潜对袁枚的回应。合座而言，沈氏对一些不羁、狂放的诗东说念主如公安三袁(袁宗说念〔伯修，1560-1600〕、袁宏说念〔中郎，1568-1610〕、袁中说念〔小修，1576-1626〕)、王次回都没好感，以至不错说有恶感，从其选集如《明诗别裁集》与《清诗别裁集》的取向，便可见一斑。袁枚在诗学上乃后发先至，其诗学梦想传承了明末公安派诗学之抗争色调，在翰墨狱炽盛的期间而有如斯胆识确凿值得钦佩。履行上，缓和敦朴与性灵有何根柢的冲突？上述的讲述已印证了沈德潜拈出缓和敦朴此诗论在政事与诗学上的必要性，在此不再赘述。然而，袁枚之拈出性灵以作抗衡，其实仅仅见木不见林，并非表面上的商榷，对于沈德潜之精心以及其诗学体系，似乎都繁难一份默契的耐烦与切磋的推辞。或是挑升而为，以为崛起文学界之旌旗。事实上，从袁枚以至于当下许多文学史对沈德潜诗论中的缓和敦朴的批评，或有所不见，或失诸偏颇。

六、结语

从上述对沈德潜“缓和敦朴”以及其与清初以来的干系诗学理念的关系的探讨，清廷官方自康熙初至乾隆总揽期间政事对文学的刻意挪用以及文学与政事的病笃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沈德潜重申“缓和敦朴”的作用，在诗学上的遑急意旨在于他以这一诗学主张补济明代因循诗派在“气派”上的缺失，至为要道的是其对缓和敦朴的深入而细致的创造性解说，为气派派诗学在清代严苛的政事态势下面寻觅了一位糊口的空间。故而，缓和敦朴与气派乃沈德潜诗学体系中两个遑急的中枢主张，而两者又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沈德潜因为与乾隆的关系而令其诗学也蒙上政事的影子，但这并不暗示沈德潜的诗论乃因应清廷的总揽需要而产生。由以上的讲述可见，沈德潜乃地说念的文东说念主与诗学表面家，其诗学表面孤苦于政事，否则他便不会在《清诗别裁集》中选入末乾隆所疾恶的钱谦益(受之，1582-1664)等东说念主的诗作而备受痛斥。悲悼的是，沈德潜身后却因曾为自后陷于翰墨狱的徐述夔(赓雅，生卒年概略)的《一柱楼集》作序而遭夺去官阶及扑碑，这恰是诗学与政事的张力下面，一代文东说念主悲悼的缩影。

凝视：

[1] 郭成康、林铁均《清朝翰墨狱》，寰球出书社1990年版，第24页。干系清代的查禁书目及翰墨狱的事件，可参王彬《禁书·翰墨狱》，中国工东说念主出书社1992年版，第119-172、321-365页。

[2] 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书社1987年影印版，第1451册，第4册。

[3] 《四库全书》接头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60页。

[4] 明东说念主王彝便作有《文妖》一文专以报复杨维桢，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书社1990年版，第2册，第478页。

[5]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则以“诗妖”抨击锺惺与谭元春，见钱谦益撰、钱陆灿编《列朝诗集小传》，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71页。

[6] 见《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25页上，第1725页下，第1727页上，第1728页上。对于清初官方的选集，方孝岳觉得清初几部御选的诗文集，举例《古文渊鉴》《唐宋诗醇》《唐宋文醇》《钦定四书文》等等，都不错代表政府里一班东说念主所饱读动的豪情。见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0页。履行上，编选集恰是清廷借以限定意志格式的一种策略。

[7] 周勛初便觉得以曹寅为首的《全唐诗》编修接受这项任务后，只花了一年零五个月就大功奏凯，主见是在追求速效，康熙对此极为餍足，因为这正与他要在文治上急于有所表现的愿望相符。见周勛初《康熙御定〈全唐诗〉的期间印章与局限》，《中国文哲接头通信》1995年第2期。

[8] 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试等于笼络苍生文东说念主以加强总揽的策略之一。干系讲述可参马积高《清代学术想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书社1996年版，第62页。

[9] 施闺章《佳山堂诗序》，《学余堂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册，第91页。

[10] 施闺章《蠖斋诗话·诗用典故》，《学余堂文集》，第378页。

[11] 宋琬著，辛鸿义、赵家斌点校《宋琬全集》，都鲁书社2003年版，第17页。

[12] 纪昀《纂校后案》，乾隆选评，冉苒校点《唐宋诗醇》，中国三峡出书社1997年版，第4-5页。

[13] 干系讲述可参刘世南《清诗家数史》，台湾文津出书社1995年版，第206页。

[14] 方孝岳指出沈德潜的“缓和敦朴”其实是引伸自王士祯诗论。见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3页。

[15] 杨松年觉得：“主张诗情披露应缓和蒙胧的诗论者，也经常强调诗必须过剩味。……在这小数，就和重神韵、重言外之致的诗说有共通的场地。”见杨松年《缓和敦朴，诗教也试论诗情之履行与表达》，《中国古典文学批挑剔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80页。然而，一般文学批评史则均将王士祯与沈德潜的诗论视为官方意志格式而加以鞭挞。举例，成复旺、黄保真、蔡锺翔《中国文学表面史：明清烟土战役前时间》，洪业文化行状出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36页；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续)》，《杜甫接头学刊》，1995年第4期。

[16] 王士祯《十种唐诗选》，广文书局1971年版，第3-4页。

[17] 陈衍《石遗先生集》，艺文印书馆1964年版，第4卷。

[18] 干系王士祯倡“神韵说”以逃难之论，可参马积高《清代学术想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书社1996年版，第69-70页；萧华荣《中国诗学想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1996年版，第336页。至于“神韵”说之是以能主导清初诗坛及神韵说与“清真雅正”的关系，可参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第200、203-204页。

[19]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书社1985年版，第10册，第45页。

[20]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书社1985年版，第10册，第12页。

[21]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书社1985年版，第10册，第46页。

[22]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书社1985年版，第10册，第88页。

[23]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书社1985年版，第10册，第30页。

[24] 如马积高所说的王士祯的神韵诗风乃“声东击西”以免获罪。见《清代学术想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书社1996年版，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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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第5条，见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87页。

[26]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87页。

[27]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0-191页。

[28]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200页。

[29]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200页。

[30]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0页。

[31]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2页。

[32]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3页。

[33]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233页。

[34]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页。

[35] 沈德潜尝自言：“德潜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东说念主诗集。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迄今几三十年，民俗駸上，学者知唐为正轨矣。”见《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但是他也说并莫得因喜唐诗而贬斥宋、元诗，晚年在门东说念主陈明善的协助下也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

[36] 叶燮《原诗》内篇上，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34页。

[37]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第7页。

[38] 《说诗晬语》卷上，第30条，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4页。对于沈德潜强以缓和敦朴释《巷伯》这么直刺的诗，招来不少批评。见敏泽《中国文学表面批评史》，下册，第906页；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7页。

[39]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1页。

[40] 马积高觉得沈德潜的诗论乃翰墨狱的高压工夫之下的产品。见马积高《清代学术想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书社1996年版，第123页。

[41]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6页。

[42]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6-197页。

[43]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1页。

[44]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97页。

[45]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87页。明末清初的诗论家王夫之亦与沈德潜一样，觉得“诗教”一火于唐代。见王夫之评比，张国星校点《故事评比》，文化艺术出书社1997年版，第5卷，第259页。

[46]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

[47] 吴兆路便觉得：“历史发展到清代，总揽者为了断根排满想想，曾屡兴翰墨狱，文东说念主动辄得咎，因而诗中‘缓和敦朴’的表现手法更受东说念主珍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说念主物等于沈德潜。”见吴兆路《沈德潜“缓和敦朴”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另可参见吴兆路《中国性灵文学想想接头》，文津出书社1994年版，第117页。

[48]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书社1988年版，第513页。

[49] 郭绍虞指出：“他(沈德潜)既讲气派，又讲缓和敦朴，是以不致如神韵说之空廊，同期也不致如性灵之大意。”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书社1988年版，第513页。

[50] 郭绍虞指出：“由格言，可不必越三唐之格；由志言，更须仰溯雅致，然后为正。是以三唐之格是由‘诗之本’以限定的正格；而缓和敦朴的诗教，乃是由‘诗东说念主之本’以限定的正格。”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书社1988年版，第513页。

[51] 沈德潜《沈归愚诗文全集》卷逐个，香港科技大学藏台湾中央接头院傅斯年藏书楼清乾隆年间刊本复印本，第3册。

[52] 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书社1991年版，第60、46页。

[53]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页。

[54]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页。

[55]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页。

[56] 名义看来，袁枚似乎乃以异端的姿态挑战信守正宗诗教的沈德潜；然而，沈氏身后乃是袁枚为他撰写墓志铭。见袁枚《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慤公神说念碑》，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上海古籍1988年版，第1216-1218页。由此可见，沈、袁二东说念主的关系匪浅，并未因诗论的不同而成夙敌。

[57] 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上册，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2页。

[58]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书社1988年版，第1503页。

[59]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书社1988年版，第1504页。

[60] 郑清茂《王次回接头》，王次回著，郑清茂校《王次回诗集》，联经出书社1984年版，第17-18页。

[61]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书社1988年版，第1503页。

裁剪：丁涵  陈岩琪